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

　　   导读

　　当前，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不少农村村容村貌发生巨变。但在大力建设过程中，一些村集体负债过高，有的地方村均负债数百万元，且越是“明星村”“典型村”，债务越重。而具有隐蔽性、私人性特点的村债，往往“旧的未消、新的又来”，极易引发治理风险，冲击乡村振兴。

　　部分“明星村”背负沉重债务负担

　　走进武陵山区的一个村子，新修的乡村道路从3.5米拓宽到了4.5米，比同乡镇大多数村的路都要宽，新建的村级活动中心主体建筑粉刷完毕。

　　在很多村民眼中，50岁出头的村支书李祖铭是个能人。近年来，在他的争取“运作”下，这个并不临近主干道、距离县城二三十公里的偏僻小山村挤进了很多农村专项发展计划的“盘子”，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领导联点等。在上级政策、资源、资金倾斜下，近年来村里各种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村里发展了，但李祖铭的烦恼更多了。

　　太行山区某全国文明村党支部书记裴海同样为钱发愁。过去，这是一个祖祖辈辈“吃天水”的村子，村民吃水只能靠自己打的旱井、水窖，急用时要到5里地外买水吃。在裴海带领下，2013年终于打出了一眼400米的深水井，并配建了蓄水池、引水管道和供水点，让全村村民吃上了深井水。

　　近年来，村里硬化了文化广场，修建了小学和幼儿园，建设了3500米的环境卫生墙，建起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村容村貌越来越美，但债务也越来越重。

　　裴海说，光打井一项就花了120万元，因为当时立项手续不齐全，费用全部需要村里负担，“全是打借条借来的，民间借贷利息最低在五六厘左右”。修路实际花了20万元，政府补贴不到3万元。仅这两项就欠下了138万元的债务，但村集体经济还在起步阶段，催债催得厉害了，只能借新还旧。

　　有些县十村九负债，村均债务反弹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由于此后没有开展此项统计工作，村级债务缺乏全国性的数据。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村级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村级债务明显反弹。

　　湖南东北部某县财政部门曾做过一次调研，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县有445个村负债，占比达89.7%，负债超过100万元的村有109个。山西东南部某县2017年也曾对农村集体“三资”做过调查，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城村级负债总额38.6亿元，村均8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据熟悉这两个县情况的干部说，近几年来“旧债未消、新债又来”，尽管没有做过详细统计调查，但村级债务余额应该不会比两年前少，“毕竟这两年村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出大头，但往往还需要村里自筹一小部分，项目建成后的后续维护也主要靠村里自己解决。缺乏集体收入的村只好举债。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副教授胡荣才认为，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下，国家对农村建设采取项目奖补而不是兜底的方式建设，随着各类工程成本不断攀升，村级承担的配套压力也越来越大。为填补缺口，各村寄希望于各级各部门支持、发动村民筹资、在外乡友捐资等，但常常不能如愿。

　　另外，脱贫攻坚、灾后重建等，也成为村级负债的催生因素。中部某山区县开展的调查显示，贫困村道路、安全饮水、村部建设、光伏发电等工程建设资金由政府足额保证，但前期工作、三通一平等投入只能由乡村负担。

　　村债风险藏得深，须提早防范化解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在各地农村的村务信息公开栏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债务的信息。

　　但是，高额村债的不良影响终究要显现。基层干部认为，一方面，村级债务可能成为不少村干部的“私人账”，在村集体没有归还债务前，很少有人愿当村干部；另一方面，为了尽快偿还债务，集体土地、荒地、池塘等农村集体财产可能面临被变卖的风险。

　　专家建议，对于存量债务要摸清底数，完善政策，分类化解。比如，不少农村存在大量历史遗留债务。据粗略统计，湖南东北部某县各村因垫交教育费附加、通乡公路改造、摩托车养路费等形成的债务约2000万元。这已诱发种种矛盾，而究竟如何解决，上级尚无明确政策。

　　受访专家建议，防范化解村级债务风险，要加强村级财务管理，从制度上堵住债务漏洞。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不得超出偿还能力举新债，不得超越群众承受能力搞建设，更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财政涉农项目应考虑更周全，防止新增项目带来过多新负债。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9期，原标题《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警惕村债风险冲击乡村振兴》

　　半月谈记者：梁晓飞 刘良恒 | 编辑：许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