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潘驿炜（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译者）

有关医疗与健康的知识既可能是朴素的、日常的、口口相传的，也可能是艰深的、专业的、深藏书斋的。在老百姓看来，仿佛掌握的健康知识越是完备丰富，就越能保证自己的健康。殊不知，有了知识也可能徒增烦恼。现代人能通过科普书籍、慈善传单、公益节目、搜索引擎等五花八门的渠道了解与健康问题相关的信息，而医生最怕患者讲的话就是“我在网上查了，我这个病如何如何”。结果往往是患者觉得自己的合理诉求在医患沟通中没有伸张，医生认为患者杞人忧天，纯属“疑病症”。

现况还须追本溯源。尽管对“摄生”的探索在行外从未停止，不过从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今天，医学知识的传递路径都大抵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医者一面以自身特有的知识和技能救死扶伤，一面广收门徒、开枝散叶，让医术持续地流传于共同体内部。医者以职业道德和精神自我约束，患者则信任并听命于他们，传统的医学叙事给人留下的印象便是宅心仁厚的医生与感恩戴德的患者构成的乌托邦式的关系图景。直至今日，这一图景仍然被反复渲染。

现代医学谱写着和谐美好的歌谣，奥秘得以揭开，生命得到拯救。可是，人们发现挥舞着魔法棒的医生并不总站在患者一边。利用人体从事临床试验，而受试者却毫不知情的事在今天看来是荒诞的，但你可能不会想到这在半个世纪前还不是稀罕事。纳粹德国和侵华日军打着“求取知识”的旗号所做的人体试验已被公认为不齿的暴行，器官移植技术的昌明一度令医生在器官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利益之间犹豫不决，“安乐死”案件更将医学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推向顶峰。这些窘境逼迫医学内外的人思考、激辩并达成妥协：必须用权利

（如知情同意、自主选择）

武装患者，必须把患者从像家长关爱孩子一样的医生那里解放出来——这就是浩浩荡荡的“生命伦理学运动”。

此举的积极意义有二：一是让欠缺专业知识的患者挺直了腰杆；二是将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的行为置于监督之下。这固然是重大进步，然而此举带来的问题亦有二：一是权利不足以填平医患知识鸿沟，患者空有权利而难以有效行使；二是将曾为知识权威的医者“贬入凡尘”，医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得不到尊重，这将进一步瓦解医患互信的纽带。无怪乎患者觉得医生没有认真对待自己，而医生面对患者出其不意的诘问叫苦不迭。

《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英] 玛格丽特·麦卡特尼著，潘驿炜译，鼓楼新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英国全科医生玛格丽特·麦卡特尼观察到，收获权利

（事实上也是权力）

的患者正在转变成消费者，医生与患者的医疗关系正在转变成买卖关系——只要不差钱，患者就是可以从医生那里买到任何东西的“上帝”，不论他们是否真正需要。这样一来，你接受检查或治疗不是因为你的医生做出了专业判断，而是源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强硬坚持。

一般来说，订立买卖合同的双方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合同标的差异不大的认知水平。“为患者赋权”的吆喝声背后，是将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水平提升到与医生同等标准的不恰当要求。既然认知不足，何不提升认知？麦卡特尼医生的另一个担忧是：谁知道提供信息的人是为了你的健康，还是为了赚你的钱？只消敲几下键盘，搜索引擎就能提供成千上万个描述症状、疾病与治疗方案的词条。我们固然不可因噎废食，无视其中的高质量内容，但商业利益也可能潜藏其后。更何况，医学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某个具体症状可能根本不是病，也可能是严重疾病的预兆，但多数人总是倾向于将症状与可怕的绝症联系起来，陷入烦恼和焦虑，这是人性使然。

结果就是患者声音越响、普及搞得越猛，患者的就医体验却越糟糕，医患关系也越发紧张。有的人就医，喜欢把病情“说大”，似乎这样医生才会重视；医生自然把患者的夸大看在眼里，并且在判断中过滤掉“冗余”的信息。患者话没说完，更担心医生没有全面地了解自己的痛苦；医生认为患者焦虑过度，提出了“非分”要求。双方的不满情绪由此滋生，医患关系也就走进了死胡同。

麦卡特尼医生通过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讲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天平曾经向医生一方倾斜，大家觉得不公平，于是给患者增添砝码。可如今，过分的加码反过来伤害了患者。医生与患者之间仿佛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一面要认识到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改善信息良莠不齐的情况；一面又要保持医学知识的可及性，弥合沟通的鸿沟。

作者 | 潘驿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