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俊彪
人生有许多老师，不一定都是在学校里给你讲过课。
认识苏星是1975年初夏的事情。那一年我二十多岁，刚从部队转业，从庆阳地委调到甘肃省委三个多月。苏星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和编辑郑宗汉来兰州，约甘肃省委写一篇农业学大寨的理论文章。这任务归省委写作组。写作组共五个人，宣传部副部长吴天任兼组长，夏伟生和谢昌余副组长，颜廷亮和李文衡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我是文化大革命没上几堂课,却拿到高中毕业证的小青年。全程接送陪同苏星和郑宗汉,是我。
从兰州中川机场接苏星一行两人,入住宁卧庄省委招待所。招待所都是别墅式的小楼，是五十年代张仲良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专为毛主席建的。但毛主席从来没来过甘肃。后来，省委领导在这里办公。留了几栋别墅，接待重要领导人。文化大革命过后，宋平担任第一书记，带头从这里搬到省委大楼办公。招待所改成了宁卧庄宾馆，其实还是接待重要领导的地方。
苏星不到五十岁，已是副省部级领导，更是经济学家，影响很大的人物。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说过，新中国只有两个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孙冶方、许涤新、苏星，苏星只能算半个。可是那一年，苏星还不到三十岁，连毛主席都看过他的书，称它是半个经济学家。
写作组五个人，吴天任带着，在苏星住的别墅贵宾室里，开了短会。苏星方脸阔额，五官分明，明眸高鼻，戴一副深色边框眼镜，体态、气质很气派。他简要讲了文章的立意和写作要求，很谦和地请郑宗汉补充。郑宗汉是文章的责编，却没有讲什么意见。接下来两三天，他们看了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和敦煌莫高窟。
二十多天后，文章经省委讨论修改定稿。夏伟生带李文衡和我，送稿晋京，住在沙滩红楼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背后的招待所，直到文章审改确定发表后，才回兰州。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夏伟生和李文衡给我讲“五四”运动中的北京红楼,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大院了。我的心里，荡起一种那年月所特有的崇高与神圣感。
晚上，苏星和郑宗汉来招待所，谈文章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我们改稿子。第三天，再送审。这次很顺利，郑宗汉来告知，文章下期发表。我们可以回兰州了。
秋天。写作组又写了一篇文章，派我先送郑宗汉呈报苏星审阅，待有了意见，大家随后来北京听意见，改文章。这时候，我和苏星熟悉了，有了两次书信来往。我在信里称他为老师，虚心求教，恳请他能帮助我学习经济学。我没上过大学，没读过几年书。没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是无法胜任工作的。自己日夜苦读哲学教程之类的书，也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还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头疼脑胀，很难读懂，内心里希望有老师指导。
那时候，人们相互送点礼品，都是表达心意，不在贵贱轻重，极具象征性。我的故乡自产黄花菜，就用旧报纸随便包了两包，带给了苏星和郑宗汉。星期五晚上六点多，我正准备去红旗招待所的食堂吃饭，苏星来了。他穿了一件黑色呢子外套，戴了一顶呢子帽，围了一条围巾，站在地上，笑着说:“办公室本来走不开，还有急稿要签发。又担心你吃了饭，所以先来你这里，晚上再回办公室加班。今晚去我家里吃饭。”我有点儿犹豫。他仔细讲了家里的具体地方和楼号，说他先回家，半小时后让我自己去。我送他到门口。他又仔细比划了一番。他家就在隔墙背后的红旗杂志社领导宿舍里。
苏星的书房里，除了拉着窗帘的一扇窗，四壁全是书柜，满满当当全是书。茶几上叠摆着书和杂志。书桌上也堆满了报刊和文稿。台灯是清朝末年，从国外来的欧式青铜灯座，绿宝石色的玻璃灯罩。他坐书桌前的藤椅上，让我坐在茶几旁的单人沙发里，一杯清芬的春茶在茶几上。他和我谈话。他劝我读书不要着急，一本一本地读，读懂一本再读另一本，不要贪多，知识需要慢慢地积累。他希望我有机会尽量去下面，农村，工矿，最好长时期地扎下去，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对文学，对理论，对任何写作都是必修课。他还说:“建国初期，我很多年都在农村，搞过土改，搞过几年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主义建设，掌握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才写出了那本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小册子。”然后，他又讲文学，讲马烽的小说，再讲曹雪芹和《红楼梦》。
门的响声打断了他。她的女儿苏小卫从中学回来了。他介绍认识后，说他的女儿喜欢文学，在学校，作文写得挺好。他女儿除去外套和头巾，一个清纯的中学生。他说，女儿的学校比较远，平时住校，周末回家路上得走两个多小时。
苏小卫去厨房一小阵，过来问，在哪里吃饭？苏星边说话，边收拾茶几上的东西。他说:“你和你妈在饭桌上吃，我和小张就在书房吃，还可以边吃边说话。”饭菜上齐了，苏小卫风一样离去了，还随手带上了门。苏星从书架上拿来一瓶开了封的茅台酒，说：“家常便饭，简单。有你拿来的黄花菜，有东北熟人捎来的黑木耳，有我们内蒙带来的干肉。北方人，喜欢吃面食，今天是水饺。咱喝两杯酒，暖和。”
喝了几杯酒。说了很多话。苏星要和我一起走。他要回办公室去签发急稿。苏小卫收拾完茶几上的碗碟，帮父亲一一拿过衣架上的外套、帽子和围巾，送到家门口，叮嘱父亲早点回来。
第二天星期六，那个岁月仍然上班，每周只休一天。晚上，下班时，郑宗汉来招待所，对我说:“明天周日，你一个人在这里，就来我家吃午饭吧！正好我的大学同学乐黛云来，她是搞文学的，你俩有话题。你别推辞，就来帮我陪一下客人吧！”
郑宗汉也住红旗杂志宿舍楼，在红楼前面临沙滩大街的地方。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和乐黛云在书房里谈笑风生了。乐黛云很有气质，很有风度，虽然头发有些蓬乱，脸色中有一种淡淡的郁闷，但看得出她当年的风姿绰约，优雅超俗。郑宗汉向我详细介绍她。她几次打断，说:“那都是过去了。如今是‘臭老九’，混日子，虚度光阴。”郑宗汉又介绍我，说苏星很看重，准备调来红旗编辑室工作，已经向人事部门打过招呼了。这个消息，一下令我愣住了。
仍然有好酒，好菜，好的谈兴。郑宗汉带了酒意，一个劲儿地夸乐黛云，说她是校花，女才子，大学里很多同学都在追她，还有不少的同学在暗恋她……她就问郑宗汉：“那你呢？”郑宗汉说：“我哪里敢呢？想都不敢想。”她却站起来，敬他的酒，说：“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说？”他也站起来，两人一饮而尽，笑着说：“那时在心里说，嘴上没敢说。”这是他们两个老同学最快乐的一顿午餐，两人关闭沉闷已久的心窗，就那么一下子完全打开了，像那刘家峡开了闸的黄河水，浪奔涛飞，无遮无拦。
后来，乐黛云给我写过信，谈文学。再后来，她来鲁迅文学院，给我们上课，讲的是比较文学。她，是我们的老师。
当我再见到苏星时，我突然对他说：“苏老师，我想在甘肃。我水平太差，要是来北京我干不了，怎么办？”其实话是说了，内心却十分矛盾。这样，我就没有去北京。
这一年的冬季，苏星和我又有几次通信。我希望谈点经济问题。他每次信都谈文学与写作。时日久了，我就有了他的二十来封信。
黄河解封。迎春花开放。苏星来信，寄来一篇女儿苏小卫的散文，说是头一年假期写的，一直放在那里，随信寄来，让我看。那散文两千多字，篇名记得是《柳絮纷飞》，令我想起北京满城柳絮飞飘如鹅毛大雪的奇景。我看了，第二天骑自行车，将散文送给《甘肃文艺》的总编辑，请他看。过了一月，这散文在《甘肃文艺》发表了。这应该是那个中学生苏小卫的处女作了。
很多年后，我到深圳工作。不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断过和苏星的交往。凡有机会去北京，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去家里拜访苏星。他和夫人都很热情，即便我随身带了干部去，他也留下来吃饭，几乎都会喝几杯茅台酒。
有一次，中宣部有领导找我谈话。在中宣部的电梯口，碰见一位中年女干部，她凝视着我，几次欲言又止。直到两人都擦身而过了，她突然在身后喊我的名字。我回头，看着她，却认不出来。她快步走过来，边伸出右手，边说：“我是苏小卫，苏星的女儿，在这里工作。”我看着她，仍未找出当年那个中学生的影子。她说：“你的变化不大。你一出电梯，我就觉得好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转身的一瞬间，我断定是你，没错。”我问：“苏老师好吗？”她说一直都好，没多大变化，还在忙上班。我说，先忙完事情，就去看望苏老师。她说，就打电话，父亲会很开心。我让她带我去见领导。她笑着指了领导的办公室，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若带你去，让人看见了，背后会说我往领导那儿跑。”
苏星在文化大革命过后，担任《红旗》代理总编辑。后来改刊为《求是》，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他便担任副校长兼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他的女儿苏小卫，在宣传部很多年了，当处长也有几年了。当年一篇小散文《柳絮纷飞》，没想到而今也是大作家，写过不少作品。她写的电影《赢家》《那山那人那狗》《暖》《战争中的女人》《秋之白华》《萧红》《唐山大地震》……几乎每部电影都拿奖，国内国外的大奖都拿过。后来，她做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最后一次去看苏星，在京城有艳阳的上午。他的身体突然不佳，走路有一种不稳的感觉。我和他说话，心里一阵一阵的酸楚，开始为他担心了。他又要留我吃饭。我执意要走。因为他的夫人年岁也已很大了。我不忍心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厨做饭。我走到他家小区的大门外，站在了街边上。他一直送到街边上。要告辞时，他又说：“我想留你一起吃顿饭，想再喝两杯酒。我边走边打了电话，让儿子回来，就去附近的酒店吃。”我在阳光下凝望着他，担心他，去吃一顿饭，奔波，劳神；又喝几杯酒，又说好多话，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得了？……
说话时，他的儿子开车赶来了。我心里犯怵，很固执，还是走了。他和儿子就站在那路边上，在闪晃的当顶的太阳下，在绿树红花的背景上，在招手……
没过多少日子，苏星走了。我内心里很难受，没有陪他吃那顿饭，喝两杯酒。但我心里也犯难，万一他在那次吃饭时有了意外……
这些年，晚饭后，我喜欢坐在阳台上，眺望满城的灯光，满天的星斗，明明灭灭，闪闪晃晃……那灯火，很远，又似乎很近；那星斗，很高，又似乎很低……
远即近，近即远；高即低，低即高。在人的生命途程中，遇到的所有人与事，都可以成为老师，成为先生，成为智慧的。
2021年11月19日于深圳
【张俊彪简介】
张俊彪，1952年生于甘肃省正宁县，祖籍陕西省旬邑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创会理事，中华全国青联委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历任甘肃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专职秘书、副处长、代处长、处长，甘肃省及兰州市青联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甘肃省青年文协常务副主席，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1992年初调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创会主席，深圳市委宣传部巡视员，深圳市政协常委、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曼陀罗》《省委第一书记》《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山鬼》《没有陨落的太阳》等29部，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五卷)和《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上、下卷)等大型史典10多卷，共约1000多万字，中华书局出版20卷《张俊彪文集》，作品先后获国家和省级文学奖2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