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著名作家高小莉与张俊彪在甘肃省正宁县故居门前合影
文/高小莉
一、文学艺术馆
沟里的桃子熟透了，塬上的苹果树悬挂着叮叮当当的果实，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高扬着花穗，在七月的阳光下摇摆。崖畔上裸露的赭红色土层，素色的山花开了东一片西一片。村庄穿插在绿色红色之中，热烈又安静。渭北高原浓烈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风过处，花香隐隐。
2021年7月24日，广东省作家协会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组跟随着张俊彪，乘坐中巴从陕西省旬邑县前往甘肃省正宁县。车上有专程前来参加张俊彪文学创作对话会的陕西作家李印功、杨若文、赵新贵、鹿丁联、陈红星、房喜坤、郑秉多等，还有当地旬邑县的领导。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黄河，在陕西甘肃交界之处，泾水与渭水相交汇入，形成三角地带，秦岭西北的彬州市和旬邑县与陇山东南的宁县和正宁县，两省接壤，四县毗邻，一步跨过两省，鸡鸣四县可闻。张俊彪的两个故乡，正是在陕甘两省的界畔上:陕西省旬邑县底庙镇张家沟子村、甘肃省正宁县永和镇王家寺村。两村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同样的地形地貌，同样的人文习俗，用当地话说，在同一片黄土塬上。
影像组是7月23日中午抵达旬邑县的，马不停蹄直奔旬邑县张俊彪文学艺术馆。泰塔，这个建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的旬邑县标志，当地人说，到了泰塔，张俊彪文学艺术馆就在旁边，那是旬邑县文化艺术中心。
2019年6月18日，张俊彪和妻子侯晓菲、女儿张婉莹商定，将家藏的全部文化物品，捐献故乡陕西省旬邑县人民政府。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古豳州”旬邑县，果然不负深情，在县城的文化广场，设立了张俊彪文学艺术馆。远处山岭连绵，四周茂林修竹，前有文庙，北有泰塔，古意盎然，书香飘逸。不仅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游人也慕名一探究竟。一群从外省远道而来的游客，兴致勃勃在馆内合影留念，他们中有一个是游子归乡，听说有了作家文学艺术馆，岂能错过!他说:“很高兴故乡有作家文学馆，作为旬邑人，带朋友来参观，多一个打卡点，这么有文化的地方，也特别有面子。”
旬邑县文旅局副局长秦敏介绍，文学艺术馆一开始就公布永久免费向公众开放，仅仅是头两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超过五万人。
著名作家高小莉与张俊彪在陕西省旬邑县张俊彪文学艺术馆内交谈
此前看过有关资料，但是当置身其中，还是暗暗吃惊。张俊彪文学艺术馆位于古豳文化博览园文化大楼三楼，开馆于2019年6月，建筑面积240平方米，陈列布展面积720平方米，分为作家风采、作品欣赏、作品撷语、书画鉴赏、书信览胜、藏品欣赏、作家书库等10个板块。张俊彪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手稿780件两千余万字;从1970年至今，与全国各地著名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书画家、学者、教授等知名人士的书信1766封;历年收藏的邮票2534枚、各类艺术品207件、书画藏品540幅、珍贵照片493张、证书120件、笔记85件、日记11本。这些文学书画艺术品，全方位展示了张俊彪的人生之路、文学创作以及友人往来，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以上，满溢出真实生动的时代信息。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展陈。为此，旬邑县政府决定扩大规模，再拿出一层楼作为张俊彪文学艺术馆场地。
我吃惊的原因有三:一是当地旬邑县对张俊彪的重视，拨出人力物力，建作家个人文学艺术馆，可谓大张旗鼓，足见对作家的尊重，对文学艺术的看重。而且，这个文学艺术馆是在编的，名正言顺的事业编制。这很重要，预示着这个馆可以长久地存在。二是跟张俊彪认识也有些年头了，根本没有料到他有如此丰富多样的创作，如此丰厚的各类藏品，绝对是宝藏级。三是我即将访谈的这个人物，对他了解得太少了，我此前做的功课太浅太皮毛。
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对张俊彪说:“张老师，广东文学馆也即将建成，在珠江畔，白鹅潭边，三馆合一政府斥资50亿元，建成后那可是广东的标志性建筑。您的收藏，要留一些给广东文学馆哟!”他爽朗地说:“有，还有，等广东文学馆搞好，我一定捐一批。”
就在文学馆架起灯光、机器，摆开场子，访谈开始。我完全抛开那些提纲，跟张俊彪说:“张老师，今天，您说，我听。”他谦虚地说:“那我照我的思路讲?”我肯定地回答:“我就是来听故事的。"
原定一个小时的现场采访，两个小时后还在继续。准确地说，我在倾听他的讲述。出生于1952年的张俊彪，清瘦沉稳，精神饱满，深色的着装配一顶同样深色的帽子，显得低调朴实。文学馆是封闭式的，没有空调，开风扇又有噪音，即使是关中，七月的气候也还是闷热。同事陈忠毅和蔡亿生早已满头大汗，灯光师傅是本地人，热得满脸通红，到门口去吹风扇。我的长裙是春秋装，我以为关中地区夏天也很凉快，而此刻后背早就被汗水湿透，别提有多难受!可是，相比于精彩的故事，这些都不值一提。我没有打断他，也不想打断他。我注意到，他自始至终没有喝水，严严实实地穿着长衣长裤，却谈笑风生，气定神闲。这就是忘我的境界吧!
天渐渐黑了，故事还没有讲完。考虑到我们影像组清早出门赶飞机，落地后马上开始工作，一定累得够呛，于是，先收工。按照日程安排，第二天到张俊彪在旬邑县的故乡和甘肃正宁县的老家采访，继续听他讲故事。我更愿意到实地去，那样有更直观更切身的感受。
二、牛圈娃
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到了正宁县永和镇王家寺村。跟南方乡村的粉墙黛瓦不同，黄土塬上的建筑物跟那片大地浑然一体，白杨树，玉米地，苹果林，放眼天高地阔，沟壑纵横，山崖凌厉，峭壁险峻。虽不是水草丰美，但是高天厚土，万物茁壮。
迎出来张俊彪的弟弟，手足情深，相见甚欢。房子是后来起的，原先住在窑洞里。大多数的人家搬了新房后，窑洞都废弃了，他们家的窑洞保存完好，缘于张俊彪的故土情结。中国人对故乡的依恋，走得越远越久，越是炽热和坚定，直至成为生命的信仰。
一片黄土坡，挖出断崖式垂直的立面，凿出洞穴，修缮加固，成为窑洞。中国陕甘宁地区古老的居住形式，防风抗寒，冬暖夏凉。窑洞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窑洞等形式，其中靠山窑应用较多。张家的窑洞就属于靠山窑。黄土高原上的土层据说有的厚几十米，看了窑洞才有切身体会。
五间窑洞一字排开，前面一大片平地，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边缘种着核桃树白杨树，枝繁叶茂，直冲蓝天。曾经从张俊彪的散文中不止一次读到过故乡、窑洞、杨树，以为只是一种意象，到了跟前，明白都是具象、真实的存在。在他降生人世的那间牛圈，旧时的器物依然在原处，像被施了魔法，凝固成岁月的符号，静候某一个特定时刻再度醒来。
犹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张俊彪的正宁县王家寺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胎记。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神秘性与独特性，他降落人间的方式也颇具浓郁的文学色彩。
1952年秋天，苹果熟透的季节，金色的大地，蔚蓝的天，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香甜。这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张俊彪的母亲张菊花从地里回来，场院里拴好卸下犁的老黄牛，用松软干燥的黄土垫好牛圈，然后走到阳光下，牵牛进窑洞准备喂草。怀胎十月的她有些不便，但是干惯了农活，依然手脚麻利。老黄牛认主人，平常温顺听话，可是这天一反常态，无论怎么赶怎么拉都不肯进窑，一副牛脾气。张菊花心生纳闷，自说自话:“真怪，这牛今天怎么啦？死活不进窑，平常可是很顺从很乖。”也就由它去，顾自拿了草料放进石槽，又伸手拌草料。
都说牛通人性，何况人与牛朝夕相处，默契或者预感，有时候只可意会。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是如此突然而又顺理成章。张俊彪就这样来到了人世。跟其他呱呱坠地的婴儿不同。张俊彪几天都不哭不闹。父亲张自强认为这个生在牛圈里的孩子命硬，很不待见。母亲也隐隐担忧。后来有一天，邻村的一位老先生对父亲说:“听说你家孩子生在牛圈里，这是有福有贵啊!”父亲疑惑。老先生又说:“耶稣生在马槽里，乾隆生在马圈里，都是福贵傍身之人，非同一般。”父亲心头阴霾尽扫，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从此对孩子疼爱有加，格外看重，还逢人便说:“只要这娃肯念书，我就是穷到卖裤子，也要供他把书念出来。"
念书，是农村娃子唯一的出路。父亲给牛圈娃起了名字张其昌，小名昌昌。张俊彪这个名字是他上初中的时候自己改的。当时的正宁县仅有两所中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其中的罗川镇第二中学。只读到初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学生回家务农。劳动挣工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单调无味。张俊彪总是惦记着读书，他觉得不会这样一直下去的，学校总是要复课的。于是每隔一个月，他就跑到学校侦查一番，生怕错过了开学。受运动的冲击，学校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疮痍，复课仿佛遥遥无期。
罗川镇第二中学原来是一座宏大的寺庙，环境清幽古色古香，千年古松古柏随处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成学校，残缺的菩萨塑像废弃一旁，木鱼梵唱被读书声所替代。学校的图书馆是原来庙里的大殿，院子里几棵数人合抱的古柚，凉风习习。
每一个作家最初接触文学作品的契机各式各样，当时看上去是偶然，后来细想其实是天意使然。为张俊彪打开文学之窗，让他从此爱上文学，或者说由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是偶然得到的几本书，那由此改变的人生，就是意外惊喜了。书籍是了解世界的窗口，一扇通往未知的神奇又充满无穷魅力的大门。就在那样封闭的年代，那样封闭的环境里，某一次，张俊彪回学校侦查的时候，看见图书馆前的院子里散落着一地书籍，看看四下无人，捡起来几本，藏在了衣襟底下，带回了家。
从此，他回学校的次数更频繁了。原来是侦查学校什么时候复课，后来心中念想的就是图书馆。每一次，他把看完的书送回去，换回几本新的。白天，他跟别人一样下地劳动，晚上在窑洞昏黄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先后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暴风骤雨》《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青春之歌》等小说。眼前豁然开朗，世界如此浩大奇妙，文学的种子犹如春天的萌动，在阳光雨露下不可遏制地伸展、生长，枝繁叶茂。
那一盏油灯现在就被张俊彪托在手里，他用手抚摩着，目光温存。他说，这个灯现在还可以点亮。这个窑洞我弟弟一直在收拾。我想以后把它好好整理一下，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还可以住人。空闲了就来住一住，也带朋友们来看看。对他来讲，这不仅仅是容身的窑洞，而是一段岁月，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气息，是永生永世无法割舍的亲情。父亲在他出生那年手植的杨树，历经风雨，筋骨强健，巍然挺立在黄土坡上。时间的刻刀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他已经不是煤油灯下读书的牛圈娃，但是，他分明还是那个牛圈娃。到了这个年纪的人，通常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从他的眉梢眼角，他微微颤动的手，已经让人心照不宣。有一种深情，从来不曾消减;有一种热爱，烈火真金，天荒地老。
三、红色血脉
为什么从陕西省旬邑县迁到甘肃？张俊彪就这个问题问过父亲，但是父亲沉默。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寡言的，尤其是对某一段经历绝口不提。他从别人那里听到过片言只字，有关这个家，有关父亲救过一个红军伤员的故事。
我也很好奇，在第一天的访谈中，也提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明天去看看到了那里我再讲。
从甘肃正宁县回程的路上，拐到了旬邑县底庙镇张家沟子村。跟南方大片的村落不同，渭北高原上的窑洞几乎都是单独的存在，说是一个村，其实每家每户相隔相当远的距离。你家在这一片坡下，他家在那一片林中。是不是避免距离太近容易挖通不得而知，完全依地形而建的格局，天人合一，也平添了几分苍凉的色调。从公路岔入一条小道，穿过茂盛的槐树林，黄土坡下三眼客洞，是张俊彪的祖居。荒芜经年，杂草荆棘半人多高，窑洞还在，却看不出当年的模样。站在草丛中，张俊彪指着窑洞，讲起了一个故事。
这是他祖母讲给他的故事。他们家为何迁徙，父亲不说，他问过几次祖母，祖母也闭口不提。上高中三年级那年，有一天下着大雨又是星期六，他从学校回到家，在祖母的炕头上闲聊家常。母亲已经在大饥荒那年去世了，祖母也越发老迈，说话有些唠叨了。祖母的描述很清晰，他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店子河两岸闹红军那年，张家的男孩12岁。男孩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为了温饱，两个姐姐未成年就早早嫁作人妇，他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世道不太平，老百姓日子过得艰难。白天白军过，晚上红军来，张家沟子村成了一个游击割据区。母子两人担惊受怕，晚上早早闭了门户。
一天凌晨，男孩挑起水桶到距离窑洞一箭地之外的小河里担水，朦胧的光影下，看见河滩上躺着一个人。走上前查看，这个人昏迷不醒，血迹斑斑，但是还活着，如果不赶紧救他，生命垂危。他听说晚上出来的都是红军，于是壮着胆子，使出浑身的劲，半背半拖地把人搬回家，安置在院子靠里边僻静的草料窑里养伤。母亲默许了，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要是走漏风声，性命难保。他们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白天母亲照常做饭，该干啥就干啥。等到夜深人静，男孩悄悄打开门锁，给伤员送吃送喝，端屎端尿，清理打扫。男孩的一个姐姐在底庙镇上开药铺。
于是男孩去找来刀伤药，给伤员疗伤。悉心照料之下，伤员的病一天天好起来。20多天过去，可以走路了。伤员要离开了，他要找组织去，离开前他告诉男孩，他是红军的指导员，渭南人。男孩要指导员带他走，当红军去。指导员问他愿不愿意当红军的地下情报员，男孩高兴地答应了。
1947年，胡宗南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前，男孩奉命独身一人从旬邑县的关中分区所在地，步行前往西安一家羊肉泡馍馆二楼传递情报，暗语:“泄漏一字，千里追杀。”接头后，获得胡宗南大军出发的具体时间，口信步行送达关中分区首长。他进的是西安西门，出的是西安北门。刚出城，西安已经戒严，全城开始大搜查，并有零星枪声传出来。
行到半途，遇敌人搜查，剥了外衣，刺刀挑开了布鞋，未能搜出任何证据，男子机灵，沉静自若，最后安全脱身，比预定时间延迟半天将情报安全送到关中分区。关中分区立即组织坚壁清野，转移群众，撤离机关，并派出快骑将情报送到延安。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时，村村无人，处处空城，陕甘宁边区并无大的损伤。然而，男子的行踪已经暴露，只得遵从命令，深夜携母亲转移逃离张家沟子村。后几易其名，多处逃匿，直到解放前夕，才在甘肃省正宁县永和镇王家寺村定居下来。男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张自强，自立自强之意。他，就是张俊彪的父亲。
听说父亲营救的那个伤病员是个大官，张俊彪跟父亲求证，父亲就是不说。一个地下情报员的嘴有多么严实，张俊彪觉得，自己的父亲就是个例证。在困难的年代，父亲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人。更别说去找他了，直到把秘密永远带走。要不是祖母，张俊彪永远也不会了解。
四、社员张俊彪
如果张俊彪的父亲去找了那位老领导，他们家的境况改变，张俊彪前途一片光明，那么故事也未免太平淡了。张俊彪跟黄土塬上其他的孩子一样，上学，务农，面临种种困境。1970年的冬季，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工程兵战士。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张俊彪依然满怀激情。工程兵部队修铁路，筑公路，挖山洞，打坑道，架桥梁，盖厂房，世界上最苦最难的活儿全都干，而且那年月没有任何机械，全是人力人工，因而伤残牺牲在所难免。张俊彪在施工中落下了多处伤残。
最为严重的是在一个冬季的军事训练中，遭遇意外撞击，休克假死，被卫生员送到太平间，盖了白床单，准备在部队首长验尸后火化埋葬。幸亏部队首长是战争年代打过仗的老军人，扯开盖住头部的白床单，发现脸上有气色，便连拍带打，高声大叫名字，没想到竟然将他给呼喊着叫醒了。醒过来后，又昏迷三天三夜，并且失忆，直到两个多月后，才渐渐苏醒过来，恢复了心智和记忆。
历经生死，更懂得珍惜，也更努力。所幸，这世上还有书。书，是艰苦日子的精神食粮和心灵慰藉，是青春的向往和梦想的路径。每月七八块钱的生活津贴，一部分接济家用，其余都用来买书了，节假日到县城的书店买书是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候能买到的大多是鲁迅的著作，几年下来，他把鲁迅的文章读了又读，很多都可以背下来。有书读就不觉得苦，别人不愿意喂猪，觉得又脏又没出息，他却特别高兴。因为，有时间看书写作，还可以在采猪草的时候，对着天地自吟自唱一番。书看得多了，背得多了，就想写。其实在入伍之初，他曾写过一首短诗，并且意外地发在当地的报刊上。自此之后写作热情高涨根本放不下，在部队几年间，从连部到营部，再从营部到团部，测绘统计、新闻报道都干过，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小有名气。
跟每一个当过兵的人一样，张俊彪在谈起这段历史时，充满了自豪和感恩。在部队就是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就是把一块生铁淬炼成钢。在部队的5年特别重要，不但得到了锻炼，不断地练笔也提高了写作水平。
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一篇署名“社员张俊彪”的短篇小说，小说名为《丰收》。这天下的事情似乎都有个定数，他在外面写了不少文章，也只是小打小闹，1975年从部队退役，在甘肃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了几个月，但是因为没有编制，解决不了他的就业问题。即使他很想留在省城，最终还是无奈回到了老家。这一年夏天麦子丰收，正缺他这样的壮劳力，白天和乡亲们一起在地里收割麦子，晚上在窑洞的煤油灯下写小说。麦子收割完那一天，《甘肃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推出了他的短篇小说《丰收》。因为深入真实的生活，有真切的感受，质朴的情感，小说一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是不是因为这篇作品而改变人生，我不能确定。但不容置疑，这篇作品起了关键作用。命运的转折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会写小说的社员张俊彪，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机。夏天还没有过去，这一天张俊彪正在生产队的小麦打碾场劳动，公社书记骑着自行车急忙忙地来了，找到张俊彪，郑重地通知他，庆阳地委宣传部来了电话，通知他带上行李铺盖，还有粮票和钱，到庆阳地委宣传部报到，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
曙光乍现，春暖花开。这时候张俊彪的心情，应该是《命运交响曲》的背景音乐。但是，看着头顶的蓝天，脚下的黄土，他分明听见了黄土高原上激扬嘹亮的唢呐声。听张俊彪讲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命运这个东西真是神秘莫测，是由上天安排好的，还是由人的才华、心智、努力等人为因素而组成？我更相信后者。试想，如果他顺利进了出版社，可能他这辈子就是当个好编辑，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芸芸众生一样知足的生活。因为人家不要他，他回到了收留他的故乡，从故乡重新出发再次起步，由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之路。再者，如果他不会写作，没有写出一鸣惊人的《丰收》，也不可能脱颖而出，机遇从来都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在庆阳地委宣传部通讯员学习班结业，他留在了庆阳地委工作，半年之后调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犹如一匹骏马，在广阔的草原奔驰，张俊彪的才华得以尽情舒展，并在越来越大的平台上不断地学习提高。他的作品不仅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报纸上，还发在《红旗》《甘肃文艺》等刊物上。
五、鏖兵西北
张俊彪最早在全国打响的作品是传记文学，不止一本而是一系列。《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最后一枪》《红河丹心》《黑河碧血》《鏖兵西北》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长篇传记文学《最后一枪》，描写了在党的策划与领导下，国民党第26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主要将领的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两万多人马起义后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出色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击国民党第三、四、五次“围剿”。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以一个师抗击国民党十几万大军，激战七天七夜，全军覆没，掩护数万红军渡过湘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五军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任铁流后卫，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在会宁三军会师后，又接到命令，担任西路军的先锋，西渡黄河，进入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后被数万国民党马家军包围在高台孤城，激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上至军团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最后一枪》出版后，宁都暴动后相继调离红五军团尚健在的十多位高级将领，联名写信并附上《最后一枪》一书，上书胡耀邦。随后党中央公开发文，《人民日报》公布为季振同等将领平反。
《血与火》和《最后一枪》的出版面世，其政治影响远远大于文学与史学的影响。
紧接而来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先后两版、重印十多次、印数为数十万册的《鏖兵西北》，真实地再现了彭德怀率大军解放大西北的宏大战争场面，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全军优秀图书一等奖。这是张俊彪唯一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同样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
传记文学的写作，起因是张俊彪在庆阳地委、甘肃省委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党史和军史资料，诸如刘志丹、谢子长、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革命先烈先辈的事迹，对他触动很大。一个作家的敏感和思考，他很快抓住了这些题材，暗中开始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采访了十几位当事人。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这种冒险需要足够的勇气。
张俊彪运气好，他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文化大革命”结束，刚恢复工作的陕甘边老干部吴坚，出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从陇东根据地走出来的吴坚，是文化型官员，重视文化，对从烽火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心怀敬意。青年张俊彪的才华和血气方刚，他很看重并且给予实际的支持，破例给张俊彪批了创作假，允许他前往北京、西安、延安等地采访那些老革命。得贵人、伯乐相助的张俊彪，准备大干一场了。
历史题材、传记文学的写作，要求素材的真实性、故事的生动性，讲述者的在场感。采访尤为重要。此时，“四人帮”刚倒台，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很多写作者还没有找到方向，处在观望、思考阶段。张俊彪是觉醒比较早的一个，他被那些英雄故事所感动。他转战大西北，风雨兼程，只身踏上了采访的征途。在这一点上，我总觉得张俊彪的热血热情跟他的红色血脉有关，或许他想探寻什么，或者寻找他想要的答案。
1977年春，西北依旧寒气逼人。张俊彪在采访路上，马不停蹄。在西安，他穿街走巷，逐一寻访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数十位陕甘红军老同志;接着赴延安，走陕甘边，踏访了两省数县散落的老红军。最后上北京，再逐个采访尚未平反的数十位省部级老干部。坐火车硬座，汽车只通县城，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林，陕甘宁的每一处战斗遗址和散落着老战士的村庄，他都一一步行踏访丈量过。历时近两月，行程上万里，采访的老红军战士300多人，其中省部级以上的老领导和老将军近百人，完全掌握了陕甘宁的历史与人物以及重大战事。这无疑也是一次长征，苦和累，对于一个当过部队工程兵曾经九死一生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何况他的心里满怀着热忱和敬仰。
1979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杨植霖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还亲自为《刘丹的故事》作序。此后在《甘肃日报》《甘肃文艺》《甘肃青年》《陇苗》《阳关》等报刊分别连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刘志丹的故事》一炮而红。两年后，甘肃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血与火》也送达刚恢复工作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由于张俊彪将作品定为传记文学，文学编辑室不受理，经过出版社几位领导协商决定，由红旗飘飘编辑室接稿。
1984年春，张俊彪考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随后又进人北京大学专门开设的作家班。
在北京上大学几年，学校请来授课的老师有丁玲、王蒙、秦兆阳、邓友梅、姚雪垠、张炯、乐黛云、刘白羽、冯牧、张光年、许涤新、李泽厚、苏星、严家炎、刘再复、王晓棠、李德伦、曹文轩等作家、教授、学者、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张俊彪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也有机会在刚解冻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观看了长期禁演的很多世界著名电影作品，在文学、美学、理论、哲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有了提高。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作家班是唯一的一期，从此以后，北大作家班在作家圈中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1984年暑假，张俊彪在黄河之滨的古城兰州一口气完成了45万字的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国第一部正面全方位反映省委第一书记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打破了原有的文学创作“三突出”的写作模式，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层，反映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一经出版，便立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三个月之内再印再版，仍<
